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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成长、和传承---董帅谈国家公派经历和体会

来源:科学网博客 作者:董帅 人气: 发布时间:2016-10-15
摘要:十年前,我赶上了第一批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启动,有幸成了第一批受益者。作为该项目的亲身体验者,闻留学基金委征稿,特撰下文纪念。 一.机遇 2006 年,我在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刚刚结束 2 年硕士阶段学习,转成博士生。在学术交流英语课堂上,任

十年前,我赶上了第一批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启动,有幸成了第一批受益者。作为该项目的亲身体验者,闻留学基金委征稿,特撰下文纪念。

 

一.机遇

2006年,我在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刚刚结束2年硕士阶段学习,转成博士生。在学术交流英语课堂上,任课老师丛丛教授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从今年开始,国家要开始大规模公派留学生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留学的风潮,最早是清末容闳率领幼童留美,后来陆续有留日大潮,留欧大潮,乃至解放后留苏大潮。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有一些公派支持计划,自费留学也越来越流行,但未有大规模的公派留学。丛教授鼓励博士生们抓住这样的机遇,积极申请,去国际一流高校,师从国际一流学者。最终那一年有3000个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博士名额,包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联合培养,南大分到100多名额。

我原本没有计划出国读书。从小偏科,英语比较弱,没有考托福、GRE,所以打算按部就班在国内把博士读完。当时在南大导师指导下,研究基本上路,发表了4篇第一作者论文。突遇这样的机遇,想去尝试一下。因为事出突然,当时很多导师都不乐意放学生出去,因为这打断了原本安排好的研究计划。为公派的事情,我有几个朋友和导师闹得不愉快。虽然我导师也有点“恋恋不舍”,但还是大度地同意了我的请求,还给我介绍了一些国外人脉供我联系。

我也犹豫过是否申请个哈佛、MIT之类的名校,因为公派毕竟要比从对方手里要奖学金要容易的多。但在哈佛、MIT没有找到我当前研究方向的合适教授。因此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选学校还是选导师的困惑。为此我咨询了一位去过哈佛公派留学的老师,他毫不犹豫建议我:博士生关键还是看导师。我导师也有类似的建议。因此我最终把申请目标锁定在田纳西大学的Elbio Dagotto教授。Dagotto教授出身阿根廷,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的理论物理所(KITP)等凝聚态物理重镇做博士后,后来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SU)任教,刚跳槽到田纳西大学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任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不久。Dagotto教授在关联电子理论成果突出,尤其是高温超导铜氧化物、庞磁阻锰氧化物方向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我将精心准备的简历和目的说明(Statement of Purpose)email发给了Dagotto教授,目的说明中我表达了强烈想去跟他学习做研究的意愿和我选择他的理由。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拿着我的简历去咨询了系里的华人教授。他很奇怪一个博士生有二十多篇论文,不可思议。所以有时候论文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华人教授更熟悉中国的情况,就告诉他,这学生可能来自一个实验为主的课题组,所以有很多实验的合作论文,不足为奇。了解了这些信息后,Dagotto教授同意接受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招收中国学生,也是第一次接触公派,有一些事宜最好面谈一下,给我约了一个时间。到了那天,我一直守在手机前,怕漏掉重要来电。提前也在网上搜了很多面试经验,做了点准备。电话准时来了,聊了半个小时左右,主要还是交流一下信息,我紧绷的心弦渐渐的平稳了下来。当时国家公派的奖学金是1050美元一个月(田纳西),低于田纳西大学研究生助教的收入(税后约1400美元),我当时还惴惴不安地问这个够不够生活。Dagotto教授很大方地表示,这个不用担心,说会帮助我。后来他确实在经济上给了我额外的资助。那天我们还谈了去美国之后的几个工作方向,谈的很愉快,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英语水平还需要切实加强。

年后开学,就是一路走程序。经过申请、等待、交押金、办公证、办护照、办签证、被check、定机票,以及准备行囊这一系列过程,07910日,我终于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25岁,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我第一次坐磁悬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太平洋,心情可想而知。我一个人来到浦东机场,趁着候机时间,打完最后一个报平安的电话,登上了飞机。田纳西,我来了!

二、成长

飞机从上海飞到北京,从北京飞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飞到亚特兰大,接着从亚特兰大飞到目的地诺克斯维尔。路线曲折,耗时漫长。在生活上,Dagotto教授组新来的中国博士后、博士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带我办手续,熟悉环境,开车带我购置生活用品,教我开车等等。有了这些帮助,我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研究工作。

不同的教授,工作风格确实不一样。国内课题组每周都开组会,每个学生轮流汇报。但Dagotto教授从来不开组会,他只逐个与学生、博士后讨论工作问题。国内课题组每个人一个独立研究课题,而这边是一堆人同时做一堆课题。国内导师时不时要催问一下每个人的工作进展,而这边都是自己主动联系导师汇报工作。当时组里人丁很兴旺,博士后就有中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巴西人等,大家经常讨论学术问题,也经常结伴去吃饭,气氛融洽。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国内就在考虑的问题,但苦于没有高人指点,在这儿都很容易得到了解决。有时候懂和不懂就差一层窗户纸。

Dagotto教授的指导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由于其站的高度和在学术圈的人脉地位,他考虑的问题会比较全局、整体、富有远见。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意味着事半功倍。而组里众多高水平的博士后则帮我在微观层面上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地前进。当时在科研工作上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来自日本的研究助理教授柚木青司(Seiji Yunoki)(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研究员)和中国博士后俞榕(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青年千人)。他们教会了我很多知识和方法,也曾帮我一行行的检查程序,调试错误。还有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Gonzalo Alvarez研究员(Dagotto教授原来的学生,来自乌拉圭),他在计算编程方面造诣颇深。我曾经有一个计算电导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在他帮助下,硬是把他的代码翻译成了我的代码。到了午饭时间,我说你要吃午饭吧,他说他从不吃午饭。为此,我后来还问过Dagotto教授,你们南美人是不是没有吃午饭的习惯,因为他也基本不吃午饭。

作者:董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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